先秦诸子的争鸣与融合

第一章

先秦诸子的争鸣与融合：乱世绽放的文景

一、“士”阶层的兴起

   诸子百家之所以在先秦时期酿成果实，除了植根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还与社会上出现一个所谓的“士”阶层密切相关。在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大量涌现与活跃。“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

   1.“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

   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文史通义》卷三《史释》）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此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卷十四《地官》）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人各诸候国，有的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问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这是说史角到鲁国，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有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这话是有道理的。

   随着“学在官府”书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起了。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拟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论语》卷十五《卫灵公》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肉干）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正登）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并赏赐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即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人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家为“士”的人数不少。当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2.“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共长三丈六尺）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韩非子》卷十三《外储说右上》）。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战国时代统治者上层争相礼贤，使得“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孔丛子·居卫》记载：“天下诸侯方俗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上则昌，失事则亡之秋也。”这就鼓励了“士”阶层的活跃，这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3.宽容的学术环境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与各诸候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候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学术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象齐代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于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国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卷四《公孙丑下》）即打算给建造一座房屋和万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要巩固其政权，力求从方面、多角度来总结为政的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而对各家各派都“兼而礼之”。韩非曾指出，当时的诸侯，以墨家薄葬短丧为节俭、从而礼之；又以儒家厚葬久丧为孝道，从而礼之。这是“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当时的诸侯，以漆雕轻视爵禄为廉洁，从而礼之；又以钘荣子(即宋钘)“见侮不辱”为宽容，从而礼之。这是“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韩非子》卷十九《显学》)《淮南子》卷十三《氾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战国诸侯对待诸子百家总的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而各取所需。

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于是西人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于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闵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二、诸子以继承文化传统为使命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形成，与继承夏、商、周的传统文化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任何一种新学说或思想都不能凭空产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础。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在进人文明社会以来已经历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传统文化。“六经”就是丰富的思想资料。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古人虽然没有私人的著作,但古人并没有离开具体的事情而空谈道理,“六经”都是夏、商、西周先王的政治典籍。这是因为古代“学在官府”，而史官是官府里掌管文化知识的人。据<周礼·春官)记载,史官有大(太)史、小史、内史、大夫、十来充当。他们掌管“图书、记载、命令、法式之事。”(《文史通义》卷三《史释》)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认为，周代的“六官之属”、其中掌管文书的官员也称为“史”。可见“史”官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藏书、读书、作书之为事”。

殷周的天子，一言一行都有史官作记录。据《玉藻》记载:天子的行动由左史记录,而言论由右史记录。《大戴礼·盛德》认为,内史居于左，即是左史；太史居于右，即是右史。因为殷周之时以左为尊，所以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言论。两汉时代，有所变化，因为以右为尊，所以《汉书、艺文志》认为，左史记录言论，而右史记录行动。

殷周之时史官的职权范围相当大，不仅记录天子的言论与行动，而目还主管教育与宗教仪式。《周礼》卷二《春官》明确记载，太史掌管“建邦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其中掌管“教典”的职能是“以教邦国，以教官府，以扰(驯)万民”。(《周礼》卷二《春官》)教育也是由史官来负责进行的。

由于当时“学在官府”，因此那时便没有私人的著述。殷周贵族垄断了知识和学问。而知识和学问又和宗教神权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官府里太史、太祝、太卜等官吏，控制了社会的精神生产。这些人就是“王官”。而“王官”大都是史官，许多官都是以史命名。他们垄断学术文化是借神权统治来维持的，因而宗教迷信色彩很浓厚。他们还掌管着祭祀活动和占卜等等。这些活动特别是祭祀，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出等级制度的森严

“王官”将保存在官府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汇编而成的典籍就是“六经”。其中宫廷的和民间搜集的诗歌，就是《诗》；国家的政令、国君的言论记录等档案材料，就是《书》；与卜筮有关的材料，就是《易》；典章制度与各种礼义的材料，就是《礼》；能歌唱的乐谱(已失传)，就是《乐》；历史资料就是《春秋》。“六经”保存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精华。

“六经”典籍原是“王官”藏于秘图(官府的图书馆)或太史之家的。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不仅“王官”散人各诸侯国与民间，“六经”典籍也同时散人各诸侯国并流传于民间，从而成为诸子百家所据以创造新学说、新思想的主要和丰富的资料。

在古代、传统文化的保存，往往是以师徒、长幼之间的口耳相传为主要途径。许多民间传说与诗歌，甚至包括历史资料都是这样的。这此都是诸子百家形成其思想的丰富的宝藏。

三、“诸子百家”的分类

1、春秋戏国诸子百家分类的简况

在春秋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对于诸子百家就有不少论述。战国中期的《孟子·滕文公》等篇论及儒、墨、杨朱以及农家许行，还有主张耕战的法家和兵家。《墨子·非儒》抨击儒家。《庄子》的《天下》《骈姆)等篇将诸子分为六类，提到姓名的思想家有十五、六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十二位思想家也分为六类来评论。《韩非子·显学》主要评论儒墨，也兼及杨朱等派别。《吕氏春秋·不二》论及老聃、孔子、墨子、关尹、列子、陈(田)骈、阳生(即杨朱)、孙膑、王廖、儿良等十一位思想家的特点。

关于“诸子百家”这个说法的来历，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百八十九家。后人称为“诸子百家。”按照时间顺序，大致有老子、孔子关尹、孙武、墨子、杨朱、子夏、吴起、商鞅、申不害、许行、宋研、田骈孙膑、孟子、庄子、惠施、慎到、尹文、荀子、邹衍、韩非、公孙龙、张仪苏秦、吕不韦、尉缭等等。

最先将“诸子百家”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见于西汉初期的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之父)的《论六家要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西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要略》中论述了先秦学术的发展，主要论孔子与儒者之学、墨子、管子、晏子以及“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和“商鞅之法”。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三十《艺文志》)

2.从诸子百家起源来分类的几种学说

首先是《庄子·天下》倡导诸子百家出于“六经”之说；其次是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第三是《淮南子·要略》提出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从汉代以后到近代的胡适，基本上没有突破以上三种学说。

侯外庐认为，这三种学说，“其正误参半之处姑且不论，充其量只是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而其中第一种与第二种有相通之处。主张第二种即“王官”说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指出，诸子百家虽各有短长，但“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是说，诸子百家的要旨都是由“六经”演变出来的。而王官又是掌管“六经”的。章学诚《校雠通义》认为,《易》由太卜掌管,《书》藏于外史，《礼》保存在宗伯那里，《乐》隶属于司乐保管，《诗》收藏于太师之处，《春秋》储存于国史手中。可见，王官说与“六经”说，就实质而论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述的形式不同而已。《庄子·天下》指出，《诗》是用来讲明事理的，《礼》是用来讲明行为规范的，《乐》是用来表达和气舒适的，《易》是用来表达阴阳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表达褒贬、定其名分的。“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而道之。”即“六经”的陈迹散入各国，流布民间，诸子百家往往引用称道。这段话把诸子百家思想资料的来源说得很清楚。可见，王官说与“六经”说；就其思想资料来源而论，是相同的。而《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吏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这里仅就思想资料的继承而言，与“六经”说是一致的。因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没有私人讲学和著述之说。由此看来，“六经”说与“王官”说，“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仅仅是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方面来进行的。当然这远远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因此，这两说仅从思想资料来源来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显然是不够的。

以上两说在历史上颇有影响，不少名家都如此主张。如章太炎《诸子略说》主王官说，并详为之解。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有《诸子不出王官论》，赞同《淮南子·要略》的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并驳斥章太炎之说。应该说“应世之急”说所论学术之发生、发展，紧扣时代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比仅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来分类要进步。当然它本身仍有不足之处。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诸子百家的形成，突破了上述诸说的旧框框。他认为，任何新学说，其根源都深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因此必须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来论述诸子百家的起源。在西周，因为“土地既然被氏族贵族公有制支配着，国民阶级既然没有在历史上登场，则思想意识的生产……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之内发展，不会走到民间。”而要打破这种格局，“唯一关键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春秋发现了铁，则显然是此种改变的主要物质根据。同时，也因为阶级的分化，出现了私学思想家，开始了严密语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7~32页)这种观点才开辟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研究的新阶段。

3.先秦猪子分为“六家”或“十家”的长处与不足

司马谈把先秦诸子划分为“六家”，刘歆、班固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十家”或“九流”。应该说这对于春秋战国思想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但是也应指出，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杨朱学派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颇大，孟子常把他们与墨家相提并论。而且杨朱与老子、庄子不同其阶级立场更不一样，不宜列入道家，而应该是独立的一家。若是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勉强将其归人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兵家在《吕氏春秋·不二》中就提到“孙膑贵势”，并与老子、孔子、墨子等并列。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后世军事史和思想史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就是在当时，因为战争的频繁，兵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在“六家”或“十家”中却没有兵家。《汉书·艺文志》把兵家的著作或者列人道家，或者列人杂家。这样归类当然是不科学的。不过，班固并未否认兵家的存在。《汉书·艺文志》指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看来他认为“诸子十家”出于王官，而把兵家作为王官之武备。然而既列纵横家而不列兵家，就有点说不过去。纵横家朝秦暮楚，颇能兴风作浪。但是就其学术而言，实在谈不上，远不如兵家。因此，我们应该把兵家单独列为一家。

还应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根据韩非所说，孔子死后，儒家分裂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懦、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卷十九《显学》)。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韩非子》卷十九《显学》)在儒家八派中，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属一派，即思孟学派；孙氏之儒，即荀子一派。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影响较大的就是这两派。孟子和荀子都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荀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可见，同为儒家，差异却相当的大。道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稷下学宫的宋钘、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颇多不同。如果以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两者虽然同属一家，但在哲学上却往往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相反，分属两家的思想家，有的在哲学上却属于同一阵营。如孟子和荀子同是懦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又比如，老、庄与稷下学宫的宋钘、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偏于唯心主义、而宋钘、尹文的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与班固从每一“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或“六家”或“十家”的做法，给先秦诸子的分类标准，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春秋战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方便，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4.地区文化与古代学术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

（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

（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开始，(春秋中后期学术中心在鲁国)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此时已到战国中期)；

（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西河之学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学术中心；

（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

（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管子》一书兼容并包各家思想而以稷下黄老之学为主导思想，是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的第二个学术中心；

（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形成战国时期的第三个学术中心；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战国晚期秦国的“咸阳之学”，过去学术界对此很不重视，在此要特别强调，吕不韦受西河之学、稷下之学的影响，有门客三千，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形成杂家之学。反映诸子百家争鸣发展为相互影响和融合，与政治上由诸侯制据发展为秦统一天下的趋势相适应。但秦始皇并未接受吕不韦杂家之学，而主要依靠法家思想和军事力量来统一六国，片面强调“耕战”，而反对文化，造成秦“二世而亡”。

西汉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教训，终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形成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综合道、法、阴阳名等各家思想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对巩固封建社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今天怎样看待百家争鸣

1.百家事鸣的盛况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致使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地主阶级的思想还没能成为统治思想，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使春秋战国时期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战国时期，各诸侯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重知识分子,因而“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初期魏文侯尊贤礼士，在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他们对魏国的强大起了很大的作用。齐威王、宣王时在都城临淄的西门外设立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诸侯、贵族的“养士”之风显然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战国诸侯对“士”往往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他们虽然有所偏重和选择，但对各家的学术兼容并蓄。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这样，田齐政权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而礼之，允许其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议论政事。这是因为战国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权，要从多方面去总结政治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此对各家各派“兼而礼之”。《淮南子·汇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可见百家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各取所需。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者去”，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这也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培养了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探求的精神、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直接交锋，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诸子百家”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诸子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救世的主张。正如 《淮南子· 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这样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的特色。如《尸子·广泽》所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又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诸子虽各有特点，但他们往往各执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曾批评当时各家自以为是:“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荀子·解蔽》)这种情况，恐怕也是难免的。

在春秋战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虽然纷纭淆乱，但各个阶段仍有其斗争的中心问题。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显学的对立和斗争。在战国早、中期，则出现了儒、墨(翟)、杨(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战国中期，在齐国稷下学宫，黄老之学有颇大的发展，到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又发展了老子的学说，使道家有了较大的起色。而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改革，他们对儒家的思想斗争，其理论并不完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也不并十分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墨两家。到了战国后期，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法家对儒家比较系统的批判是从韩非开始的。

从总的方面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剧烈的社会变革与阶级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2、诸子百家的相王影响与融合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诘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过去学术界对“百家争鸣”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而争鸣中的相互影响的一面则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在《管子学刊》创刊号上写过《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与相互影响》一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仅简要作些说明。

关于道、法相互影响:《管子》的《心术》《内业》等四篇，是宋研尹文的著作，它体现了稷下黄老之学的道、法相互影响的特点。《心术上》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是讲“道”、“法”的关系，显然“道”是基本的。稷下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为法家的政治(法)进行论证的。《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指道)，百度皆准于法”。可见道、法是紧密相联系的。不过尹文更强调道。他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尹文子》)

田齐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为突出。《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重道法”。《管子·任法》说:“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因此，田齐法家又称道法家。后来法家韩非受田齐道、法融合思想的影响很大。因而主张“因道全法”。(《韩非子·大体》)

关于儒、法相互影响:田齐法家具有法家强调“法”的特点，而同时兼用儒家的“礼”、“义”。《管子·牧民》有“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之说，而且还主张孝悌之道。这些显然是受了儒家的影响。

孟子在稷下学宫，也受法家影响。《孟子·尽心上》说:“舜为天子皋陶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亲)杀人”，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把普瞍逮捕起来，舜不能去禁止，因为这是依法办事。仅从这一点看，说明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会分工理论上，田齐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说:“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孟子则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两者的主张大体相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法两家的相互影响。

荀子受田齐法家的影响更深。他把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加进了“法”的内容，常常“礼”、”法”并称。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因此，荀子两个弟子韩非和李斯后来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儒、道相互影响：儒家的孟子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郭沫若早就指出过。他认为孟子主张的“浩然之气”是袭取了《管子·内业》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稍为改造了一下。”(《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也是受了黄老之学的影响。《管子·心术上》说:“虚其欲，神将人舍”。《内业》说:“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两者一比较，其影响是明显的。

同时，儒家思想对宋钘、尹文也有影响,《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里,道家的主“静”的思想与儒家的“礼”“乐”“诗”融合在一起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补充，而使学术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这个抽象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强调了抽象思维的作用。墨子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经验，即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克服了老子哲学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黑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又吸取了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苟子的认识论就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老子强调天道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懦家纠正了老子这一弱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孟子又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陷人了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吸取了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部分，继承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地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

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明显。那时，由于政治上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人了总结阶段。葡子不仅是懦、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论》等篇，正是他总结“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于批判地吸收诸家的优秀成果，因此，他的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等都达到了先秦思相的最高水平。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兼懦、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百家争鸣”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地基本结束了。

总而言之，“百家争鸣”一方面相互诘难、彼此交锋，一方面又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由“百家争鸣”的发展而逐渐形成诸家的融合，从而导致中华大一统局面，这才是对“百家争鸣”的全面理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中心转移是随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而转移的。而现实社会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百家争鸣为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创造了先决条件，因而创造一个宽松的人文环境，这是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十分必要的条件；学术问题有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我想这是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所得到的启示。